近日，云集了江苏所有高校党委书记和校长的暑期培训班在南京举办，省委书记信长星亲自到场讲了第一课。他与大家纵论古今，从中国最早的国家级学术研究机构“文学馆”“儒学馆”“玄学馆”“史学馆”在南京诞生谈起，指出文化传承的重要性和江苏在中华文化传承发展中的独特地位，引起热烈反响。那么四馆是如何诞生的？对江苏文化传承发展有着怎样的影响？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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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朝宋文帝在南京设立四馆

2019年10月31日，南京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“创意城市网络”，成为中国首个世界“文学之都”。而1500多年前，中国历史上第一座文学馆就诞生在南京，南京也是为中国文学创立早期规范的城市。

据《宋书》卷九十三《雷次宗传》：“元嘉十五年，征（雷）次宗至京师，开馆于鸡笼山，聚徒教授，置生百余人。会稽朱膺之、颍川庾蔚之并以儒学，监总诸生。时国子学未立，上留心艺术，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，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，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，凡四学并建。”

由唐代许嵩编撰的编年体史书《建康实录》也记述了此事：“立儒学于北郊，延雷次宗居之，辞入宫掖，乃自华林东阁入讲于延贤堂。明年，丹杨尹何尚之立玄学，著作郎何承天立史学，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，各集门徒，多就业者。”

也就是说，在元嘉十五年（438）前后，南朝宋文帝刘义隆设立四馆，由雷次宗主持“儒学馆”，何尚之主持“玄学馆”，何承天主持“史学馆”，谢元主持“文学馆”，四馆就各自的专业招收学生。

“宋文帝设四馆，与南朝的时代环境和他个人的文化素养有关系。”南京出版传媒集团总经理、南京出版社社长卢海鸣向记者讲述了四馆成立的背景和原因。

魏晋南北朝期间，南北对峙，中原地区战乱频仍，江南地区相对安宁，东晋、南朝都城建康（今南京）成为当时中华传统文化的中心。南京文化在思想、宗教、文学、艺术、史学、教育、科技等领域，独领风骚，堪称中国文化的“文艺复兴时期”。两汉以来儒学独尊的垄断地位被打破，社会上形成了儒学、经学、玄学、道教、佛教等多种学术思潮并存的局面。著名美学家宗白华称这是“精神史上极自由、极解放，最富于智慧、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。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。”著名学者胡小石称这是“能打破传统之桎梏，而又富于创造能力”的黄金时代。

宋文帝是宋武帝刘裕的第三子。刘裕出身寒门，但受到大族名士的影响，注重皇室教育。据《宋书》记载，宋文帝14岁时就已“博涉经史，善隶书”。在他统治时期，推行繁荣经济的各项政策，国力极为强盛，史称“元嘉之治”。在政治安定、经济发展之后，他也需要网罗各种各样的人才为国家服务，于是创立四馆，以汇集来自全国各具特长的精英。

四名主持者在当时都是声名显赫的人，南京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于溯介绍，根据史料记载，雷次宗年轻时入庐山，师事著名佛学大师慧远，是一名儒佛兼通的学者，齐高帝萧道成曾是他的学生；何尚之精于玄学，曾在建康南郭外的家中置学，四方士人慕名而来，谓之“南学”；何承天是著名的史学家、天文学家，他制定的《元嘉历》一直通行到梁天监中叶，在我国天文律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；谢元则来自显赫的陈郡谢氏，为文学家谢灵运族弟。

四馆标志着分科教育制度的开始

四馆的设立，改变了我国自古以来以经学为唯一课程的学校教育制度。中国文史研究专家王焕镳认为：“它标志着我国分科教育制度的开始，堪称我国最早的分科大学。”

儒学是东周时期形成、发展起来的一个重要学术流派。汉武帝为强化中央集权，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，儒家取代了道家的统治地位。朝廷又设立“五经博士”，进而形成了专门的“经学”，儒学在很大程度上就以经学的形式存在和发展。魏晋南北朝时儒学走向衰微。“但六朝的帝王和官僚贵族，大多既信佛教、道教，又尊儒学、玄学，由于儒学思想提倡的纲常礼教符合统治阶级的需要，使得儒学思想在封建王朝的政治生活中仍然起着重要作用。”卢海鸣说。

玄学的兴起与儒学的衰微相关。东汉末年，人才选拔为世家大族所左右，士子们出于对现实的失望，开始钻研“玄虚淡泊”的玄学。据《说江苏》记载，玄学发源于北方，经魏晋时期何晏注《论语》、王弼注《周易》《老子》的理论建构，嵇康、阮籍等“竹林七贤”以“自然”反抗“名教”的行为实践，向秀、郭象注《庄子》的思辨深化，又与道教、佛教相互借鉴，大大提升了中国古代哲学的水平。

玄学家还创造了生活美学，后世称为魏晋风度，他们好清谈饮酒、吃五石散、宽袍大袖、手持麈尾（拂尘），品鉴人物，欣赏山水，出语隽永，矜持清高。玄学的思辨、对自然之道的探求，对南朝文学艺术如玄言诗、山水诗、山水画、书法、文学理论、书画音乐理论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。

自先秦以来，文、史、哲都是不分家的，四馆的设立，说明人们已经认识到文、史、哲的不同特性。史学，尤其是文学摆脱了对经学的依附地位，成为官学中一个完全独立的部门。

胡小石在《南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》一文中阐述了文学独立的重要意义：“此次开四馆，可为世界分科大学之最早者。而以文学（诗赋）与儒学（经学）平列，又为文学地位增高之新记录。此与唐代自开元起以诗取进士，有同等重要。”

南京大学文学院古典文献研究所教授赵益认为，“文学馆的设立和其他一系列事件的联系，标志着魏晋南北朝所谓文学的自觉，南京为什么成为文学之都，这是原因之一。”

形成文学史上的百家争鸣时期

宋明帝时，设总明观，分儒学、道学、史学、文学、阴阳学五部，沿袭了宋文帝时的分科教育传统。分科措施促进了六朝时期各科的发展，其中，史学和文学取得的成就尤为辉煌。

南朝的史学成就很高，“二十四史”中就有三部是南朝人的作品。宋文帝时期的大史学家范晔撰写的《后汉书》，被唐代史学家刘知几誉为“简而且周，疏而不漏”。他还创立了《列女传》《逸民传》《方术传》等新例，首次将女性、隐士、方士等社会边缘人物载入史册。沈约是南朝大文学家，奉诏于南齐永明年间编写了《宋书》；萧子显是齐高帝萧道成之孙，在梁代修撰《南齐书》，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部由前朝帝王子孙修撰的正史。

据《说江苏》记载，三部正史之外，还有东晋佐著作郎干宝撰写的编年体国史《晋纪》，南齐时京口（今镇江）隐士臧荣绪撰写的《晋书》等。南朝人还开创了一些新的史学方法，比如刘宋元嘉年间裴松之奉诏为陈寿《三国志》作注，补充了大量史料，创新了史书的注解方式，后南朝宋刘孝标注《世说新语》也采用了这个方法。

六朝文学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格局。卢海鸣认为在诗词歌赋方面，六朝题材大为拓宽，由汉赋一统天下发展成为多种文体并存。东晋郭璞的游仙诗，陶渊明的田园诗，谢灵运、谢朓的山水诗，鲍照的边塞诗和杂体诗等等，无不是光芒万丈，千古传唱。在诗词声律方面，沈约、谢朓等人开创了“永明体”诗风，为后来唐代格律诗的成熟和诗歌的繁荣奠定了基础。

由刘宋临川王刘义庆组织编纂的志人小说《世说新语》，记载东汉后期到晋宋间一些名士的言行与轶事，刻画细腻，文笔隽永，后世多有仿作，但无出其右。

南朝的文学理论也极一时之盛。梁代钟嵘，著名文学批评家，其诗歌评论专著《诗品》，提出了一套较为系统的诗歌品评标准。梁代刘勰用骈文创作的文论巨著《文心雕龙》，是中国最早一部体大思精的文学理论著作。

昭明太子萧统组织编写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本文学作品选集《文选》，其中以赋为文学，将五经、诸子、史书拒于文学之外，首次为文学和非文学之间划定了界限和范畴，这是文学创作和理论发达之后，文学主体意识觉醒的表现。

正是由于文学的独立，以南京为中心的东晋南朝，兼容并蓄，荟萃精英，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继春秋战国之后又一个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的时期。

1000多年前播下的文学种子，如今已长成参天大树。今天，南京已成为世界“文学之都”。2022年4月，在北极阁（古鸡笼山）下，南京“世界文学客厅”正式对外开放。而就在这两天，40余位中国作家和来自24个国家的32位汉学家齐聚这座城市，围绕“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学”的主题，畅所欲言，南京这座文学的城市，在世界坐标系中，又增添了一份全球视野。